我向来觉得，就某种意义而言，小说发展到民国，是一个高峰。这不仅是因为那时的小说种类繁多，体裁具备，精品叠出，更是因为创作者众多，可以说是超出了任何一个时代。民国时期的读者热情也是特别高涨，大抵是因为当时救国救亡，睹物伤情，所以要从文字中找些慰藉。
所以那时的创作是无物不可入小说，也促使了小说进行细分，世情小说，爱情小说，侠义小说，神魔小说，历史小说……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但就我们熟悉的武侠小说来讲，也由于无物不可入小说这一特点而决定着它与别的体裁边缘化，产生了历史武侠、言情武侠、市井武侠、神魔武侠等等。这是一个群星荟萃的时代，文学不仅仅是武器，是照耀民间的火炬，也是消遣的精神食粮，是谋生的手段。乱世往往也是最纸醉金迷的时代，因此，洋场才子，也成了当时一个特定的名词。民国文学的特点是复杂的，一面慷慨激昂，一面颓废破败，两者都无比鲜明。
文学的特征都基于时代，因此，当新中国建立时，民国的一切风卷残云般消失了。我们迎来了十七年文学，伤痕文学，以及打开门五光十色都吸纳来的先锋文学。我们并没有继承民国文学，这造成了一段隔离，使我们不熟悉民国文学，现在阅读跟学习起来总有些隔膜。仿佛是一杯香醇的美酒，但却被我们永远地搁置起来了。这无疑是种遗憾。
圣人有句很聪明的话叫做礼散而求诸野，香港台湾自然不能算野，却幸运地起到了这种作用，跟民国的文学一脉相承。或许其原因是当时的许多作家都移居此二地吧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以为，是港台两地之于民国，并没有像新中国那样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。政治体系还是那个体系，人还是那群人，而忧患苦闷之心情，恐怕也没有一下子消除。反映在文学上，港台文学是继续循着民国文学的路子，继续走着，生根发芽，繁荣昌盛，有颇长的一段时间，令我们相当惊诧。
小说仍在写着，一直写到现在。我觉得，港台文学，特别是香港文学，实在与民国文学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。举几个例子。倪匡之还珠楼主，李碧华之于张爱玲。
还珠楼主于1932年连载《蜀山剑侠传》以来，便一发而不可收拾，《青城十九侠》《云海争奇记》等小说不断问世，一坑未平一坑又起，这一点大有现代网络作家之风范。但还珠楼主对传统文化之浸淫实在非同小可，不但表现在精雅的文笔上，而且见识广博，涉猎繁多，三教九流，古往今来，称得上是广闻博记。他的书中好写到苗疆民族，无论服饰习性还是风俗都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他的小说绝非仅仅只是神魔小说，可当作游记美文来看，可当作风物志来看，可当作志怪传奇看，可当作想象力大博览来看，难怪当时有人会守在印报机之前等他的小说。
倪匡也是以想象力著称，更自诩为写汉字最多的作家，作品之多，据说无出其右。他的小说当真是天马行空，早就脱出了这个地球，大写外星人，神脑超人云云。看的时候云烟乱舞，每每追着最新情节，看完之后却有些遗憾——原来最新情节与以前的情节也差不太多。看多了就有些腻。他所写之事并非不奇，却不足让人拍案叫绝，他所写作品并非不多，却总有些自己重复自己的感觉。
李碧华是个很有自己风格的小女人，她自言要“过上等生活，付中等劳力，享下等情欲”。只此一句话，就让我无比欣赏。这一句话，道尽了她所有的风情，那么率真，那么尖锐，那么熟知世情，那么洒脱。她的文字也是这样，有一双别人所没有的冷眼、媚眼，静中看出这个世界的分寸。《青蛇》中云：“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：白蛇和青蛇。每个女人，也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：许仙和法海。”这恰似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，但李碧华的世界里，淡化了男人，只剩下了白蛇和青蛇，不再像张爱玲那样，无论白玫瑰还是红玫瑰，她们都需围绕着“男人”。《霸王别姬》中就更为露骨，已不再有女人，恩怨情仇，都只是男人。这种改变让人无比欢喜，她毕竟在自己跨过的峰顶，又前进了一步。
张爱玲是无法学习的，如果李碧华只是学习张爱玲，就永远不可能写出如今的文字来。张爱玲有着一双别人所没有的眼睛，她有着尖锐的细腻，以及同样一句就能刺穿你温柔心的文字。她不是在记叙这个时代，她是在预言，她积攒着自己的生命，预言出一段段悲欢离合。所以，只学习她的文字，或者学习她的情节，是没有用的，这只会导致一事无成。每个作者都有她的符号，张爱玲的是“乱世”，而李碧华的是“孽缘”。然而李碧华的文字常常让我觉得破碎断续，张爱玲的也不拿腔调，却流露自然的精致。
这大抵就是传承的代价吧。时代渐渐在变，我们的感慨越来越软弱。我们操着南腔北调的洋话时，是写不出精致尖锐的中国文字的。文学从未曾变过，改变的是时代，是我们审视文学时，那挑剔而轻蔑的眼睛。我们夸夸其谈，我们侃侃而谈，我们高谈阔论，我们嘻笑怒骂。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只是“话”，而不再是“文字”。
无论倪匡还是李碧华，还是在谈论与讥刺着的我们，在香港与北京之中，都缺失了水分，踉踉跄跄地行走着。这传承是如此哀伤，但毕竟还在传承着。
我们呢？我们的传承在哪里？